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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名右枚、方文、锦直。1931年3月1日生于天津，原籍山东省平原县邓村。祖父是木匠，父亲是农民又是工人。1942年父亲失业后，全家回到故乡邓村。后邓友梅参加了八路军，在交通站做小交通员。1943年为躲避日寇汉奸的追捕，曾在天津街头流浪，被一家工厂招工后，强行押送到日本山口县一个化工厂做苦工。1944年春，回到祖国，重新参加八路军。在八路军中当了几个月的通讯员，又到根据地一个中学读了几个月的书，此后便在文工团当演员，并开始学写演唱材料。1948年开始写散文。1949年渡过长江后，在新华社一个军队分社当见习记者，后调到北京文联工作。195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1955年学习结业后，为了长期深入生活，到一个建筑公司作基层领导工作。1962年调到鞍山文联从事专业创作。1976年回北京定居，继续写作。1984年1月被选为作协理事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处书记。1950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此后便以写短篇为主。他的代表作有：《在悬崖上》，是一篇描写爱情的作品；《沂州道上》，是写普通战士；《我们的军长》，是描写老一辈革命家陈毅元帅，此作曾获《人民文学》杂志社举办的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三篇不同时期的作品，在他的创作道路上，都留下了深刻的标记。他的作品还有短篇小说《话说陶然亭》（1979年，《北京文艺》）及中篇小说《追赶队伍的女兵》（1979年《十月》第一期；获《文艺报》1977—1980年中篇小说二等奖）等多篇。 1980年出版《邓友梅短篇小说集》（北京出版社）。他的评论文章《试论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典型性格》（1954年，（光明日报》，收在《红楼梦》讨论集中。他搜集整理少数民族口头文学曾在《民间文学》、《说说唱唱》上发表。
邓友梅的全部作品集
画儿韩和甘子千曾是一对擅鉴古玩字画的好友。解放前，混迹于市井的小报记者那五安排了一场恶作剧，使他们之间产生了隔阂；画儿韩被迫离开文物界。解放初期，政府有关部门打算录用画儿韩，却因甘子千个人得失作祟，没能成功。十年浩劫后，文物界人才荒芜，青黄不接，甘子千怀着内疚和忏悔，想到了画儿韩。于是他不顾重病在身，四处寻访，终于如愿以偿。
邓友梅的创作风格可用刚健、平实四个字归纳。而最能代表其艺术成就的“京味儿”小说是《那五》《烟壶》等。这批“京味儿”小说，大都取材于旗人的故事。作家以独特的视角，描绘出今日读者不大熟悉的旗人的生活画卷，给人以历史的感悟和现实的启示。收入本集的有其代表作《烟壶》《那五》等，这几篇小说表现了邓友梅丰富的 “民俗学”知识，也显示了他非凡的灵气。收入本集的7篇散文则代表了他文学创作的另一方面成绩。
当这一片璀璨的星光照亮文学天空的时候，我们惊喜地发现：他们同我们一样，都有着当兵的历史。无论是誉满文坛的大师巨匠，还是桃李天下的教授学者：无论是新时期文学滩头的弄潮儿，还是新世纪文学流变的前行者；在年轻时代，他们为自己的生命打上充满阳刚之美的绿色印记。军人那种特有的气韵幻化为深刻的人生感悟，军人那种特有的风骨叠放出美妙和生活韵律；在他们的作品中，你一定能捕捉到嘹亮的军歌。字里行间跳动的是青春之火，笔下流淌的是军旅之情。他们穿军装的岁月和如歌的往事，是永远挥之不去的情愫。
本书为京味小说的经典代表作品。近年来由于大工业化的卷烟生产，使吸纸烟者遍及世界各个地区、各个阶层，把闻鼻烟这一古老的生活享受硬是给挤兑没了。这是件叫人不服而又无可奈何的事！从卫生的角度看，鼻烟比烟卷、雪茄可实在优越得多。闻鼻烟只不过嗅其芬芳之气，借以醒脑提神，驱秽避疫。并不点火冒烟，将毒雾深入肺腑熏染内脏。其次闻鼻烟时谁爱闻谁抹在自己鼻孔下边，自得其乐。不爱闻的人哪怕近在咫尺也呛不着熏不着，如果打喷嚏时再用手帕捂紧鼻口，那就毫无污染环境的弊端。鼻烟自从明朝万历九年被利玛窦带进中国，到康熙、乾隆年间达到了它的黄金时代，朝野上下皆嗜鼻烟。那时，不会闻鼻烟的人大概就像今天不会跳迪斯科那样要被人视作老憨。康熙皇帝到南京时，西洋传教士敬献多种方物，他全部回赏了洋人。只把SNUFF收了下来。有学问的人说这几个洋字码儿，就是鼻烟。看过乾隆庚辰本《过录脂评石头记》的人也会记得，晴雯感冒之后，头昏鼻塞，宝玉命麝月给她拿了西洋鼻烟来嗅过，痛打几个喷嚏，通了关窍，这才痊愈！纸烟也盛行了多年，它可曾有过鼻烟这样显贵的身份、光辉的业绩？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 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 …… 初春，黎明。随着晨风，不知从何处传来了新四军军歌的旋律。 这时候，有一位头上初生白发的男人，正从中南海红墙外走过。四人帮粉碎后，他接到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命令。第一天上班，他决定步行，以便把载负着他满心崇敬感激、希望和幸福的目光，送人那亿万人民倾心向往的红墙深处。 军歌的旋律使他停住脚步。他靠在满技新绿的树下，倾听着，倾听着，让那战斗的旋律把他带到数十年前，沂河边上的一个小城中。
汪曾祺和林斤澜是建国后我结识的最早的朋友。说这个没有自吹之意。他二位成仙得道，我望尘莫及，是后来的事。四十七年前还处在大哥二哥相差不多的阶段。曾祺虽已出过小说集，是沈从文先生入室弟子，但这没给他戴上光环，倒还挂点阴影，被认为曾是另一条道上跑的车；斤澜在台湾是地下党员，蹲过国民党军事监狱，九死一生跑回来后只着迷写剧本，写的不少却一部都没上演过（至今也没听说有人上演），相比之下当时处境最顺的倒是我。小八路出身，写工农兵，在批判武训传等战斗中表现得既左又粗。文章虽写得平平却被认为党性较强。我与曾祺、斤澜感情密切，好心的同志还提醒：交朋友要慎重，不要受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