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叶淇变法使徽州盐商兴起，那么纲运制的实施则是徽州盐商发达的开始。如果说叶淇变法让徽商第一次大批到达两淮流域，那么1617年的纲运制则揭开了徽商第二次成批到达两淮的序幕。

1415年，京杭大运河全线开通。到明朝中后期，徽州到扬州的标准路途大约为700里，水路成为徽州到扬州最为便捷的交通方式。当山西商人把大同、张家口等地逐渐变成边区商贸重镇时，叶淇变法和纲运制让扬州在明朝的区位优势急剧蹿升。

徽州盐商逐渐称雄两淮

与晋商不同，多数徽人是结伴来扬州的，并且大多是徽州大姓，即晚清民国人陈去病所说的汪、程、江、洪、潘、郑、黄、许八姓。其中，来自徽州歙县江村外村的江氏家族的发展过程，体现了徽商崛起于两淮的历史进程。

到了万历年间，徽州在两淮的大商人势力已超过山陕商人。江国茂就是那时来扬州的徽州人，早年他与四方名士结社论文，从游甚众，但后来放弃了秀才的学业，来到扬州从事起了盐业。

对此，万历时《歙志》记载，原来所谓大商人都是燕、齐、秦、晋之人，而今“莫有甚于吾邑”，“虽秦、晋间有来贾淮扬者，亦若朋比而无多”。

同一时期的《扬州府志》也记载，扬州的盐商，“新都（徽州）最，关以西、山右次之”。对此，明人谢肇涮写道：“在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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