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池步洲已经六十七岁，尽管身体还好，从事重体力劳动，也吃不消了，只好从房修三队退休。好在这时候子女们大都已经长大，尽管还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吃了父亲的挂落，得不到什么好工作，但都开始返哺，艰苦一些，仅能果腹而已。

两年之后，“四人帮”群丑以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中国共产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特别是许多高级领导人亲身尝到了阶级敌人借“阶级斗争”这一法宝所酿成的苦果以后，深自反省，总结了几十年来历史经验与教训，总算弄明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十分普通的基础理论，并对建国以来的一系列错误政策，都做了认真的回顾与修正。中国共产党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认识，以其非凡的勇气与气魄，公开承认自己理论有错，政策有错，路线有错，因此给全国人民造成了无可挽回的灾难与损失。

不久，全国都在复查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池步洲的案子虽然没有得到平反，也在新统战政策的感召下，以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身份，受聘为上海市长宁区政协委员，每天写些回忆录，作为文史资料保存。

一九七九年五月，通过姚耐的推荐，池步洲又受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聘请任特约研究员，从事台湾经济史的研究。两处的“车马费”相加，每月约有一百五六十元的收入，生活比以前略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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