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保安以后，我又在外交部安顿下来，从九月底一直住到十月半。我收集了足够的传记材料可以编写一本《红色中国名人录》，每天早上都有一个新的指挥员或苏维埃官员来供我访问。但是我对如何离开问题越来越感到不安：南京军队大批开入甘肃和陕西，凡是东北军与红军对垒的地方都逐步代替了东北军。因为蒋介石已作了一切准备要从南方和西方发动一次新的围剿。除非我马上出去，否则就可能走不了：封锁线上的最后一道隙缝可能给堵上了。我焦灼地等待着他们给我做好动身的安排。

在这段时间里，保安的生活仍过得很平静，你不会感到这些人是觉察到他们就要被“剿灭”的。在我住处不远的地方驻有一个新兵教导团。他们一天到晚在操练开步走，打球唱歌。有些晚上还演戏，每天晚上整个城里都歌声嘹亮，住在营房或窑洞里的各个部队的战士都朝着山脚下大声高唱。在红军大学，学员们一天学习十个小时，异常努力。城里又开始了一个新的群众教育运动，甚至外交部里的小鬼也每天要上文化课、政治课、地理课。

至于我自己，我过着假日生活，骑马，游泳，打网球。一共有两个球场，一个在红军大学附近的一个草地上，绵羊、山羊把草啃得短短的，另外一个在西北苏维埃政府主席、身材瘦长的博古家隔壁，是个硬地球场。我在这里每天早晨太阳刚在山上升起就同红军大学三个教员打网球：德国人李德、政委蔡树藩和政委伍修权。球场里尽是石子，救急球是很危险的，但是球还是打得很激烈。蔡树藩和伍修权同讲不了几句中文的李德讲俄文，我同李德讲英文，同蔡伍两人讲中文，所以这又是一场三国语言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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