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史料记载了。

他的叙述越接近结束，我越发需要询问他自己的事情。当时他在做什么?当时他担任什么职务?遇到这种或那种情况，他抱什么态度?我的提问，总的说来，使得他在这最后一章自述中有几处提到自己：

“逐渐地，红军的群众工作改进了，纪律加强了，新的组织方法也摸索出来了。各地的农民开始自愿帮助革命了。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就给战土规定了三条简明的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贫农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一九二八年会议以后，曾经作 了很大努力争取农民的支持，在上述三条之外，又添了八项。这八项是：

“一、上门板；

“二、捆铺草；

“三、对老百姓要和气，要随时帮助他们；

“四、借东西要还；

“五、损坏东西要赔；

“六、和农民买卖要公平，

“七、买东西要付钱；

“八、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家要远。

“最后两项是林彪加的。这八项执行得越来越成功，到今天还是红军战士的纪律，他们经常背诵。另外还向红军宣讲三项守则，作为主要任务：第一、对敌人要斗争到死；第二、要武装群众；第三、要筹款帮助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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