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经营的事业，既在极其合理情形中宣告失败，三种刊物皆停顿了，自然也就轮到我们想起一件事情，便是如何设法来还债了。按照情形说来，则单是上海方面各书店积欠《红黑》的账款，若可结算清楚，已经就是一笔很可观的数目。但这种账目自然是无从清结的。外埠的账则按照习气，更毫无收回的希望。故我们皆想作点别的事情，好像不管是什么事情，只除了做官，我们皆预备去试它一试。

文章自然还得继续作下去。其时恰当普罗文学遭受禁止，民族文学遭受奚落，经营新书业者莫不徘徊瞻眺，不知所归，整个情况渐趋衰颓时节，我们作成的文章，如何找寻出路，因此就成了问题。感谢胡适之与徐志摩先生，在这方面便帮了我们很多的忙。我们有些书皆由他们手中转到书店去的。至于他们给我们的勇气，则似乎比给我们的帮助更可感谢的。（那时上海方面所谓左倾作家，对于他们是莫不以一种偏持感情，与某种小报相应合，造作过若干谣言，加以诬蔑的。然到后来海军学生因左倾事被逮捕时，所谓同志们，除袖手旁观外不闻作任何营救。为海军学生各处去电设法营救的，便也就正是成为所谓有“前进思想作家谣言与轻视之准的”的两人。）

我过吴淞中公教书约一个月后，适之先生听说海军学生夫妇，皆因为写文章已不能解决生活，便找他问是不是想作点事情，海军学生回家时，便从吴淞邀我过上海去商量，还是“死守残垒，在上海支持下去”较好？还是“暂变计划，向外省过些日子”较好？我的意见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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