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雪从午后开始。四点钟天色就黄昏了。积雪封死了村庄。村里的草垛、茅蓬和井架都一溜浑圆。父亲进了家门一边掸雪一边抱怨说，怎么又下了？父亲一直盼望一个晴和的太阳，把草垫、棉花出一回潮，而后做好窝等我娘分娩。那时候父亲还不明了未来城市里雪花的意义，不知道雪花和摇滚、足球一起支撑了世纪末的都市激情。我注意过都市少女看雪的瞳孔，憧憬里闪耀着六角花瓣，剔透而又多芒。她们的羽绒衣在雪花纷飞中翩翩起舞。她们对雪花的礼赞感染了我。我弄不懂父亲那时为什么有福不会享。

父亲进屋后反身掩门。我的母亲坐在小油灯下面。母亲在那个雪季里一直呆在屋里，认真地做针线，认真地怀孕。我母亲在灯下拿针怀孕的静态有一种古典美，鼻梁和唇沟呈现一道分界，半面橘黄，半面昏暗。父亲关门后看见小油灯的灯芯晃了一下，母亲这才抬起头，与父亲对视。父亲看完我母亲便从怀里掏出纸包，扎着“十”字形红线，是半斤红糖。父亲一勺一勺把红糖装入瘦颈玻璃瓶。父亲一早就到镇上去了，先找过组织，这是他成为右派后第一次汇报“思想”。他告诉组织汗水使他的思想与感情产生了“巨大变化”。这时候已是午后。天压得只有树那么高。父亲蹲在巷口的“T”形拐角，从怀里掏出两个烧饼，吃到一半父亲记起该到商店去买红糖了，这是麻大妈关照的。麻大妈关照买红糖时脸上的麻子无比严厉。麻大妈说，砸锅卖铁你也要买，不吃红糖女人就打不净血，淤在肚里头要落下病根的。父亲听任何人的话，父亲当然听麻大妈的指教。父亲买回了半斤红糖。他的贮藏过程充盈了要当父亲的复杂心态。后来父亲听到一声呻吟，回头看见母亲僵在了那儿。母亲的眼神和手上的女红朝两个方向延伸。父亲说，怎么了？母亲说，疼。父亲慌乱地舔过手指上的糖屑，跨上去拥住母亲。母亲用一种绝望的眼神盯着父亲，不行，母亲说，肚子，不行了。父亲把母亲抱上床，转脸冲到接生婆麻大妈的门口。父亲用力拍打木板门，高声呼叫麻大妈。父亲的呼叫语无伦次。麻大妈拉开门，一手抓了棉花一手捏着纺线砣。麻大妈耷拉了厚大下唇，问，觉了？父亲说觉了。麻大妈捻过线砣慢悠悠地回了一句话，回去烧水，烧两大锅水。父亲说，她在叫，她疼得直叫。麻脸婆走回堂屋自言自语说，随她叫，女人就这样，配种时快活得叫，下仔时疼得叫，女人哪有不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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