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勒芒医生的说法，加缪早年肺部受创太重，本来是难享天年的。

1960年，加缪的同龄人理查德·尼克松在电视里和约翰·肯尼迪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不久后者当选为美国总统。同年，法国爆炸了第一枚核武器。共产主义世界的分裂也在此时发生了，中国和苏联从此分道扬镳。圣-琼·佩斯在这一年加冕诺贝尔桂冠，用加斯东·伽利马的话说，这是“迟到”的荣誉。戴高乐在北非交替运用“捉迷藏”游戏和铁腕政策，他拒绝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是阿尔及利亚国家的唯一合法代表，但同时又宣布，“属于阿尔及利亚民族的阿尔及利亚正在建立的过程之中”。

在纪念加缪之死的文章中，最广为流传的是萨特在《法兰西观察家》上发表的文字。“我们之间发生过争执，”萨特的字里行间透出他那诡异的辩证法：“争执，这并没有什么 ——即使我们不再见面 ——它恰恰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继续一起生活的一种方式。”这篇文章是一气呵成的，手稿证明了这一点。对萨特来说，加缪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沉默显得“过分谨慎”，可是作家“顶着历史的潮流，作为醒世作家的古老家族在当今的继承者，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纪，须知正是这些醒世作家的作品构成了也许是法国文学中最富有独特性的部分。”萨特重新回到了当年的《〈局外人〉之解释》。他接着写道：“他以他那执拗狭隘而又纯粹，严峻而又放荡的人道主义，和这个充斥着丑恶和劣迹的时代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但是反过来，通过顽强的拒绝，他却站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他与马基雅维利的信徒们和现实主义的崇拜者们背道而驰，并确证了道德行为的存在。”这篇文章固然流露出真情，但事情也并不那么简单。在米歇尔·贡塔的追问下，萨特承认自己写得有点儿矫情，因为他觉得那样的文字显得更“漂亮”。在加缪死后10日，萨特告诉一位17岁的年轻人帕特里斯·库尔诺：“说到底，他没有对我做过什么龌龊的事情，我也是一样。”《播种者》第7、8期合刊，1960年2月。也参见米歇尔·贡塔和米歇尔·里巴尔卡，《萨特文集》，伽利马出版社。">这句话是对死者的攻击，是轻浮的表现，还是对真相的遗忘？与此同时，萨特表现出慷慨大度的一面，他要求罗贝尔·伽利马为弗朗西娜·加缪和她的一对双胞胎提供帮助。第二年，他在为法农的《全世界受苦的人》一书所写的热烈，甚至是极为煽情的序言中谈到了暴力，在他看来，遭受压迫的殖民地人民杀死殖民者是有理的，这正能够表现其人道的精神：“那些非暴力不合作者的脸上显现出一团和气，仿佛既没有牺牲者，也没有刽子手！”1965年，萨特在日本又一次谈到了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家，许多伪知识分子在议论印度支那战争或阿尔及利亚战争时宣称：‘我们的殖民地政策并不好，海外领土上充斥着不平等的现实。可是我反对一切暴力运动，无论它来自何处。我既不想做牺牲者，也不想做杀人凶手，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赞成土著人起来反抗殖民者。’”萨特本人的思路与中庸无缘，他表示：“这种所谓的普遍主义立场无异于说：‘殖民者对被压迫者施加的慢性暴力，比如恐怖以及由此造成的剥削、失业、饥饿等等都是无关紧要的，不管怎样，这些弊端总是会消失的。可是被压迫者武装反对殖民者，我却坚决反对。’”萨特并没有提到加缪的名字，可是他一再提及“没有牺牲者，也没有刽子手”等文章，其矛头所向自是不言而喻的。《堕落》是一部杰作。萨特并未对他看待加缪的矛盾眼光作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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