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理的罪恶与合理的罪恶同样表现了由抵抗运动所揭示的价值，但首先是不合理的罪恶。否定一切而自命有权杀人的人，萨德、浪荡的杀人犯、卡拉马佐夫、横行无忌的盗匪、在人群中开枪的超现实主义者，他们都要求完全的自由，无限制地表示人的骄傲，虚无主义在狂热中把创造者与创造物混为一谈。它取消了一切希望的原则，抛开一切限制，毫无来由地胡乱发泄愤怒，最后认为，他对杀死那些注定要死亡的人毫不在乎。

然而，它的理智，对共同命运的彼此了解以及人们之间的沟通，始终是活跃的。反抗宣告了这一切，承诺要为之效力。同样，它为反对虚无主义而确立了行为准则，不需要等到历史终结才开始行动，而且这准则不是形式的。它与雅各宾的道德相反，注意到了未为规则与法律所顾及的一切。它为一种道德开辟了道路，这个道德绝不服从抽象的原则，而是在起义与无休止的争论中揭露它们。绝不能说这些原则是永恒的，声称它们将来存在会是徒劳的。但它们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存在的，和我们一道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否定奴役、谎言和恐怖。

的确，主人和奴隶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人们不能与一个被奴役者谈话与交流。我们通过这种无拘束的会话认识到我们的相似之处，认可我们的命运。与此相反，奴役使最可怕的沉寂笼罩大地。对反抗者来说，非正义之所以坏，并非在于它否定了永恒的正义思想，而是由于它使分隔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无声的敌对状态永久延续下去。它扼杀了由于人们之间的协同关系而来到世界的不多的生命。同样，由于说谎者对其他人封闭起自己，谎言遭到禁止，而在更低的程度上，造成最终沉默的杀人与暴力也是如此。由反抗所表现出的协同关系与彼此交往，唯有在自由的对话中才能存在下去。每次的含糊不清与每次的误解都会造成死亡。清晰的言辞与简洁的话语可以挽救这种死亡。一切悲剧的高潮都发生在主人公听不到声音之时。柏拉图有理由反对摩西与尼采，人的对话比在孤零零的山顶独自一人所发布的宗教福音书代价要低。在城市中如同在舞台上一样，死亡之前会有单人独语。一切反抗者面对压迫者而奋起行动，要为生存辩护，投身于反抗奴役、谎言与恐怖的斗争，在闪电般的刹那间断言这三种灾祸使人们之间始终沉默以对，彼此让对方一无所知，阻止他们拥有将他们从虚无主义拯救出来的唯一价值，在与命运的搏斗中长期共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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