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能大师于大梵寺讲堂中，升高座，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其时，座下僧尼、道俗一万余人，韶州刺史韦据及诸官寮三十余人，儒士三十余人，同请大师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刺史遂令门人僧法海集记，流行后代，与学道者，承此宗旨，递相传授，有所依约，以为禀承，说此《坛经》。

不立文字，用什么来立《坛经》？

开篇是讲《坛经》的缘起。慧能大师在韶州大梵寺讲法授戒，韶州市长韦据让慧能的学生法海整理听讲笔记，以使慧能的宗旨可以在以后代代相传的时候有个依据。

但是，事情才一开始，就难免令人起疑：许多人都知道，禅宗不是讲究“不立文字”么？为什么韦据和法海他们还要如此大张旗鼓地搞一个会议纪要呢？——这事情越想就越让人觉得矛盾：如果我要学禅，该不该去读《坛经》呢？如果读了，那么，按照“不立文字”的标准来衡量，我显然是在缘木求鱼，可如果不读《坛经》，只是找个老师来接受口传心授，我又怎么知道老师教的就是正确的呢？

确实，在慧能之后，尤其到了宋代，禅宗的文字越来越多，像著名的那些《景德传灯录》、《碧岩录》、《五灯会元》之类的东西真没少写，很反讽的是，如果不是借助于这些文字，我们又该从哪里来了解禅宗呢？

铃木大拙曾经作过一个很诡辩式的调和之论：“不立文字”当然是对的，但是，要理解“不立文字”，就必然需要很多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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