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记载最蹊跷的地方在于，“格物致知”是宋代理学当中最重要的命题之一，“表里精粗”云云的推理是朱熹《大学章句》开篇不久便出现的议论，《大学》是四书当中的第一部，是儒家读书人的入门第一本书，《大学章句》是朱熹对《大学》的权威注本，那么，很难想象在王守仁的时代，乃至在一切以程朱理学取士的时代，一个读书人会晚至二十一岁才接触这些内容。更令人无法想象的是，在二十一岁之前，连朱子“格物致知”之理都不甚明白的王守仁到底是怎么通过乡试的。

这等难解的问题我们只能悬置不论，先对朱熹的《大学章句》以及“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云云做一点必要的理解，这对我们将来理解阳明心学与朱子理学的争端是非常必要的。

《大学》原本只是《礼记》当中的一篇，其来历与作者已经很难考订其详了。自《礼记》在西汉年间汇编成书以来，《大学》并不曾受到格外的重视。直到北宋，二程对《大学》情有独钟，两人分别作有改正版的《大学》，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原始文本做了重新的梳理，这也是宋代疑古改经的风气所致。及至南宋，朱熹绍述二程而有过之，不仅将《大学》的文字又做了一番梳理和补写，甚至将《大学》和《中庸》一道从《礼记》当中独立出来，与《论语》《孟子》并列为所谓的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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