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的六月我写完了《高老庄》，在后记中说：这可能是我本世纪里最后的一部长篇了。此话倒真言中。这一部《怀念狼》，还在写《高老庄》时就谋划

于心，原本可以在一九九九年即可写出，却偏偏不能完成，一会儿是这样的事缠身，一会儿又是那样的事耽搁，并且写了作废，废了再写，就是让你在两千年里不得脱稿。可见人的一生写多少文字，什么时候写什么，都不是以人的意志所转移的。别人或许说这是宿命论，唯心主义，但我却有许多体会。我的爱好比较广泛，其中之一是收藏秦、汉、唐年间的陶罐，往往得到一件东西，很快地，必会有同样大小、色泽的另一件东西再得到，以物能引物，我就守株待兔，藏品也日渐丰富。干什么行当干得久了，说本行当的话时，似乎口里总有毒的，上至皇帝的教训是口中不敢有戏言，下至樵夫，上山绝对禁口“滚了”的话。我自以为文章是天地间的事，不敢随便地糟踏纸和字，更认为能不能写成，写成个什么样儿，不是强为的。

文学不是以时代的推移而论高低、优劣也与作家的年龄大小无关，曹禺二十多岁写成了《雷雨》，张爱玲一出道就完成了她的文学成熟。有的人十年才磨一剑，有的人倚马千言，不可一概而论。各地有各地特产，比如贵州的酒，云南的烟，山西的醋，嗜酒者当然推崇贵州，但绝不必要认定贵州是人间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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