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在书堆里……我在大学教了二十年书……

科学院的学者……他们是这样的人，为自己选择了历史，就在历史中生活。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学术之中。理想……理想，当然……因为哲学在我们那个时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文的题目都是这样的：“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农业发展或处女地开发中的作用”。强调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作用……总之，这里不需要笛卡尔学派的思考。不过，我是幸运的……我大学时代的科研成果被送到莫斯科参加竞赛，而且那里发了话：“不要打扰这个年轻人，让他去写作。”而我写了那个想从理性思维的角度来解释《圣经》的法国宗教哲学家马勒伯朗士。十八世纪是一个启蒙时代，崇信理性的时代，相信我们能够解释世界，就像我现在理解的……我是走运的……我没有落到打掉牙齿的机器里……没有落到混凝土搅拌机里……奇迹！在那之前，他们多次警告过我：对于大学生的科研著作来说，马勒伯朗士也许是有趣的研究对象。但是对于论文是必须思考题目的，这是严肃的。我们要把你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教研室做研究人员……放在从前，你是要移民国外的……你应该明白……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始了……我们一直在等待这一刻。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人们的表情立即开始改变了，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突然又冒出来另一些表情。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会看着对方微笑了，感觉整个社会有了生机。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我现在还感到惊讶，变化的速度竟然会这么快。而我……总算把自己从笛卡儿生活中拔了出来。我不再读哲学，看起了最新的报纸和杂志，焦急地等待着改革后的每一期《火星》杂志。一大早，人们就在“中央报刊零售”报刊亭前排起长队，这是以前从来看不到的现象，也是人们从来不敢相信的现象。信息像雪崩一般接踵而来……半个世纪以来保存在专门档案馆的列宁政治遗嘱公布了。索尔仁尼琴的书出现在书架上，紧接其后又有了沙拉莫夫、布哈林……就是不久之前，藏有这些书还是要被逮捕，会被判刑的。他们还解除了萨哈罗夫院士的流放。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第一次在电视上播放。整个国家，屏息静气坐在屏幕前面……我们说啊，说啊……大家在厨房里大声地谈论着那些不久前还要轻声耳语的话题。我们多少代人都是在厨房里说话！全都一去不复返了！全部苏联历史……就是这七十年多一点儿的时间啊……现在所有人都去参加集会，参加游行。可以赞成，也可以投票反对。我记得，一个历史学家出现在电视上……他带来一张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分布图……整个西伯利亚在红旗中燃烧。我们知道了库罗帕特森林惨案的真相。令人震撼！多么麻木的社会！白俄罗斯的库罗帕特，一九三七年的烈士墓。那里埋葬着数万白俄罗斯人、俄罗斯人、波兰人、立陶宛人……两米深的壕沟中，堆着两三层尸体。这里本来离明斯克很远，后来划入了市区，通了电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里长成了一片新森林，栽种的松树长高了，城里的人什么也没有去怀疑，“五一”假日在这里举行野外活动，冬天在这里滑雪。挖掘工作开始了……当局……当局在说谎，竭力为自己开脱。一到夜里，警察就去把挖开的墓穴填平，白天，人们接着再去开挖。我看到过纪录片的镜头：一排排擦掉了泥土的头骨……每个头骨后面都有一个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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