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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翁带幼孙闲步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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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我文章的陈先生来信说我每记前辈或同辈文士消息,颇多奖摛之词,会不会过当,“抑或是温柔敦厚之旨哉”。阅世日深,读书渐多,乃知学养之不易强求。看到人家文章的一点巧思、几处警句,往往想到人家必是费了不少苦心。再说,我尊敬的前辈,实在都有了成就,有了名声,不像是侥倖混出个名堂来。我常说,世上命好的人可以只顾读书,不必写书;只有命苦的人才要写文章讨生活。人在原稿纸的格子中沉浮,方知此中之难处。或曰钱锺书之文无情,巴金之文滥情,茅盾之文矫情,邓拓之文八股,似有道理。只是看看他们一生所写的字那么多,书那么厚,遭遇又不见得畅顺,真的不忍心挑剔了。一只手写几百几千万字,抄都抄死人了!再说,文章能写的教人觉得无情、滥情、矫情、八股,大概也不容易了。这是文章的性情。天下文章最忌沦为两类:一是白痴的梦话,不知所云;二是肤浅的稚语,读两三行就可以扔了。文章而见性情,文字又那么好,当然可读。

这几天读汪曾祺先生的《蒲桥集》,大好。他对文章的观点尤其精到。他说,散文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容易流於伤感主义:“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学)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小姑娘似的话,何必呢。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但有时恐怕也不免‘为赋新词强说愁’,感情不那么真实。”平淡真是谈何容易。苏轼说文章要写得“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於所当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行云,这流水,还是有文理的,还有姿态。汪先生说,他谈结构的原则是“随便”二字。有个作家朋友说小说最重结构,他对汪先生说:“我讲了一辈子结构,你却说:随便!”汪先生后来纠正说法,改为“苦心经营的随便”,那位朋友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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