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亿在《剑溪说诗》中说：“孟郊诗笔力高古，从古歌谣汉乐府中来，而苦涩其性也。”《读雪山房唐诗凡例·五古凡例》也说：“孟东野蛰吻涩齿，然自是盘餐中所不可少。”谢榛更认为孟郊诗“苦涩如枯林朔吹，阴崖冻雪，见者靡不惨然”。张为甚至还把孟郊封为“清奇僻苦主”。不管古人对此持肯定还是否定态度，也暂不论这是孟郊诗的优点还是缺点，总之，苦涩是他诗歌风格的又一特征是难以否认的事实。

在分析诗人艺术风格时，假如把风格看成是独立于时代和诗人生活经历之外的自在自足的艺术现象，割断风格与内容的复杂关系，仅凭个人的好恶将某种风格片面地定为艺术极致，再以这种风格为准绳去任意褒贬其他风格，那么，这样的分析就像拿着量角器去测量直线的长度一样，永远也得不出准确可信的结论。有些人对孟诗的评价就犯有这种毛病，他们对孟郊苦涩的诗风持否定态度，否定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诗味太苦涩读来令人不欢。就是千百年来为人仰止的苏东坡不喜孟郊诗的苦涩，也只是认为人生如朝露一样短暂，所以“何苦将两耳，听此寒虫号”。这种不从广阔的社会背景和诗人的生活经历来把握他的风格，只是单纯从追求快感的角度出发去评价他的苦涩诗风，很难作出令人信服的评价，而且容易流于“褒贬任声，抑扬过实”之讹。严羽就直截了当地说自己不喜欢孟诗，是因为“孟郊之诗刻苦，读之使人不欢”。元好问更因此而将孟郊轻蔑地称为“诗囚”。近人钱振锽对这些指责作过入情入理的辩驳：“东野诗，其色苍然以深，其声皦然以清，用字奇老精确，在古无上，高出魏晋，殆非虚语。东坡称东野为‘寒’，不知‘寒’正不为诗病，《读郊诗》二首，支凑之极，彼其诗欲与东野作难，无乃不知分量。遗山尊潮阳之笔而称东野为‘诗囚’，尤谬。韩诗支拙处十倍于东野，不以潮阳为诗囚，而以东野为诗囚，可乎？至于沧浪所云，读之使人不欢，夫不欢何病于诗？沧浪不云‘读楚骚须涕泪满襟’乎？曷为于骚则尊之，于孟则轻之也？”郭绍虞先生认为“钱氏此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几使沧浪无以自辩”。针对苏轼的责难，闻一多先生也为孟郊抱不平：“站在苏轼的立场上看孟郊，当然不顺眼。所以苏轼诋毁孟郊的诗。我并不怪他，我只怪他为什么不索性野蛮一点，硬派孟郊所作的不是诗，他自己的才是。因为这样，问题倒简单了。既然他们是站在对立而且不两立的地位，那么，苏轼可以拿他们标准抹煞孟郊，我们何尝不可以拿孟郊的标准否认苏轼呢？即令苏轼和苏轼的传统有优先权占用‘诗’字，好了，让苏轼去他的，带着他的诗去！我们不要诗了。我们只要生活，生活磨出来的力，像孟郊所给我们的是‘空螯’也好，是‘蜇吻涩齿’或‘如嚼木瓜，齿缺舌敝，不知味之所在’也好，我们还是要吃，因为那才可以磨炼我们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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