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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学、管道和埃波拉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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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我完成在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的硕士学位学业之后到了牛津(Oxford)。在那里我受雇于拉德克利夫医院(RadceiffeHospital)的公共卫生实验室服务部。一有可能我就要求转入病毒学。人家告诉我,那里没有空额。失望之余,我将目光转向另一方向,并找到一个职位,跟鲍勃·米切尔(Bob Mitchell)一同工作。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细菌学家和教师,在邻近的邱吉尔医院(Churchill Hospital)指导该院的细菌学实验室。我的最高上级是约翰·托宾(John Tobin),他是公共卫生实验室主任和病毒学主任。约翰年纪五六十岁,行动迅速、热诚、诙谐,有点自行其是。哪里有新东西,他就出现在哪里,双目略微瞪大。他以坐在实验室的橙子上来自动手,做点技术工作为乐。凡愿参加的人。他都乐意吸收进来同他共同工作。我是那些志愿者之一。约翰是第一个教我病毒学的入。

“在病毒学中”,他对我说,“重要的不是你做什么,而是你要做得快。”

那时我们正准备组织培养物,——长在试管里的细胞一—必须十分小心不使它们感染细菌和真菌。那是个好主意:速度起作用。我们用萤光抗体检验法一乙乙种叫做免疫萤光(IFA)的技术一乙来检测乙种新发现的微生物,即引起退伍军人病——退伍军人肺炎的微生物。约翰并不糊涂;对他来说退伍军人病是或不是乙种病毒,没有什么差异。真正要紧的是那是新事物。不管怎样。病毒学家使用免疫萤光技术要比细菌学家来得多。它确证或量比引起感染的微生物的抗体或抗原,那种萤光染料使你能看见微生物,因为它在一定波长的紫外线下会发黄光。抗原把抗体当作“外来”入侵者的物质。这些可以包括病毒、毒素、配伍禁忌的血液、细菌或器官移植体。这些东西存在于人体刺激免疫系统,后者又转而制造出保护性抗体来对抗他们。如果没有这种机制,人类早已从地球上消失了。当时最讨厌的抗原之一当然就是退伍军人病。它同1976年在费城召开的美国退伍军人会议的参加者中间神秘地爆发的致命肺炎有关。虽然那次爆发已经过去两年,约翰是英国第一个研究该细菌的人。鲍勃·米切尔也积极参与。于是我们三人就合作进一步研究这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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