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13日凌晨，我在北京婚后的新居里，坐在我爱人对面，在他用来打坦克世界的外星人电脑上敲下了《乔纳森·斯特兰奇与诺瑞尔先生》最后一章最后一句话：“一吻之后，他转身离去，消失在那片黑暗中。”我爱人从他正加班加点审计的账目里抬起头来，会发现他对面那个已经一礼拜足不出户、蓬头垢面的人双手捂住了脸，大哭起来。

乔纳森·斯特兰奇转身离去，离开了阿拉贝拉，也离开了我。我一边用蹭了墨水的手背抹眼泪，一边也在心里算了算，从在约克市的小书店里买下这本书、用一个礼拜废寝忘食地读完后决定自己翻译练笔，到如今这个闷热的夏夜，整整十年过去了。苏珊娜·克拉克女士写这本书写了十年，我翻译这本书翻译了十年。当然，我们俩这十年间也都还干了点儿别的：她写出数篇精彩的短篇小说，为《乔与诺》的续集布局谋篇，为《乔与诺》拍成影视作品做顾问；我在约克读了个很成功的硕士，在爱丁堡读了个不怎么成功的博士，结了个婚，回到北京继续站讲台教书。共同之处在于：十年间，我们始终没有离开这本书书名里的两个人。

交稿之后，我的编辑（写出这几个字，我心中一阵激动；我的编辑！——我心中顿时充满了安全感！）邀请我写一篇译后记，说是可以“天马行空”。收到邀请，我自是十分荣幸，心中却也一阵焦灼。自从大学毕业决定走上学术道路，思考的多是论文八股，天马行空怕是很难做到了。书一年年读下去，我身上诺瑞尔先生的成分越来越多：下笔越来越难，人越来越较真儿，总爱挑别人的刺儿（不管对象是我学生还是我奶奶）——“你这个问题要依情况而定”或是“你这么说也不尽然”，而心中却对乔纳森·斯特兰奇那不受拘束的灵性充满了向往。这部小说看完、翻译完，我自己也正式走上了学术道路，而我理想的治学态度大概会像齐尔德迈斯所言，斯特兰奇派和诺瑞尔派两者都有那么一点儿。诺先生的自私、虚伪，斯特兰奇的淡漠、急躁，是当今学者乃至整个学界的通病；而诺先生的严谨与一门心思的决绝，斯特兰奇的创意与讲求实效的精神，若结合起来，岂不是当今学者追求的理想境界？书里那个世界因有了魔法而显得玄幻，而十年反复阅读后，我越发体味出它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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