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国藩教授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二日病逝芝加哥，消息传来，不免黯然。这一年半来，已有两位汉学大师，夏志清先生、韩南先生，相继辞世。余国藩先生的离去，更让我们惊觉一个世代的典范似乎逐渐消失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仍在威斯康星大学求学，中国文学部分的指导教授刘绍铭先生是广东人，与余先生谊属同乡，对先生的学问文章几乎以传奇视之。那时候他的《西游记》英译本正陆续出版中，博得学界一致好评。能将这本长达六十几万字的宗教神魔小说逐字翻成英文，已经不是易事，更何况细腻的宗教、神话考证，以及优美典雅而又时带诙谐的风格。

我与余先生结缘在九十年代。我任教哥伦比亚大学时，曾经有缘邀请先生演讲，讲题已经不复记得，只记得他儒雅的风采。同在哥大的前辈夏志清先生有魏晋名士的性格，一向自豪自己的学问，对同行每有批评，唯独余先生的中英学问造诣，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更令人莞尔的是，夏先生行事发言每每插科打诨，但在辈分其实较低的余先生面前，却一本正经起来。记得那天演讲之后，夏先生几近夸张地赞美先生的家世、求学经过、学术成就，以及优雅的风采、西装领结……自叹弗如。

的确，余先生出身抗日名将世家，得天独厚，得到最佳中西教育。他十八岁赴美，二十五岁进入芝加哥大学，一路获得博士学位。比起同辈学者的留学经验，堪称顺遂。好的机会让他得以专心问学，成为大家。余先生在芝加哥大学四十六年，专治比较神学与比较文学，是唯一获得神学院、东亚系、英语系、比较文学系、历史思想委员会合聘的教授。除此他能赋中国旧体诗歌，雅好西洋音乐艺术，一举一动，自然流露“贵族”气息。余先生望之俨然，其实即之也温，一旦熟识，相当平易近人。但他有相当择善固执之处。他对台湾研究院文哲所有极高的期望，但也不乏尖锐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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