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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编 抗日战争时期及胜利后 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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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和谈之卒于无成,我自觉亦负有一份责任,那便是指民国三十五年(1946)10月18日之事。三十六年《再生杂志》张君劢先生文中曾以此责怪中共不要和平;而最近香港中共之报纸则又以此说我出卖朋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早曾答应储安平先生在其“观察丛书”中写一本《八年努力无功录》,把我前后努力于国内团结和平之失败经过叙出。第以无暇执笔,迟迟未就。现在仍然不空,只能将这末后一幕先记出。

为要说明这末后一幕,便不能不稍稍追叙其以前之事。为要说出我的失败,先要说出马歇尔的失败。因为当初居间最有力之调人,原是代表国际之马特使,而非国内之所谓第三方面。末后第三方面之居然见重于人,盖一则国大将要开会,两方面皆要争取第三方面;二则美方见恶于中共太深,马歇尔失去了调人作用,而转移到第三方面。三十五年10月间的形势,第三方面真负担着责任,而后在我乃有此负疚之可言。凡此背景必先说明白才行。

一、马歇尔之失败

于是就要说到马歇尔。按美方之见恶于中共,乃后来之事(美方悍然助国反共亦后来之事)。马使之来华,原为当时国人所同欢迎,固不须说。特别是在三十四年12月到三十五年3月初旬那一段,马歇尔、周恩来之间,为了磋商如何停战,磋商整军方案,朝夕接触,彼此感情关系非常好。周之倾服于马,我直接听到,马之倾服于周,我亦间接听到。马之在周眼中开始变得不大好,是从其4月中旬第二度来华以后。我之与马稍有接触,却在6月以后;那恰是他们变得不大好之时。在我们的接触中,发现马氏对中国和平之要求极其诚挚,颇受其感动。所以我曾向周劝说,不止一次。虽则后来我亦承认美国是帝国主义,而马使之所为似不能不决定于其国家立场;乃至我承认马本人亦许犯有严重之过错。但马与蒋截然两事。外间都以为马与蒋合起来压迫中共者,殊不尽然。蒋最初对马很听话,后来则马深为蒋之所苦。周与马,或说共方与美方,感情关系愈来愈坏,到“双十节”前一日达于最高,其间盖多误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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