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时的重庆又待了一年后，我最终确信我们的盟友国民政府正在腐化堕落并逐渐失去权势。国民党逐步走向衰落，我也是逐渐得出上述结论的。

首先，有更多的时间卧床休息，因此我有了更多机会对我所接触的人物和访问的地点所产生的印象进行深思。生病成为大多数在国外工作人员生活的一部分。1942年冬末至1943年春天，我连续患重感冒，并引发了肝炎和阿米巴痢疾。我的感冒也是在和比尔·费恩（Bill Fenn）从成都返回重庆之后发作的，当时天气十分寒冷，而我们两人坐在邮政卡车的车顶上。乘客坐在邮件袋上是一种惯例，但是我已经不记得车费具体是多少了。

我们在早上4点半到达邮局。其他的乘客站在一边互相打量，他们想知道谁可以抢到驾驶室的位置。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这个位置是留给符合身份的人乘坐的。最终我们在6点半出发，我们一行8个人的行李被扔在邮包堆最顶端，其中比尔和我以及其他5个人坐在邮件袋上。天太冷了，在这种极其寒冷的情况下，想要舒服一点，最好的方式就是紧挨着那位穿得厚实、肥胖而有弹性的中国女士了。

哈佛大学的中国历史系以及后来比尔·费恩掌管的教会大学联合理事会，都应该感谢这位我们为了取暖而紧挨着的女士，要不是她我们可能早就被冻僵而殒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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