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在传教过程中，为了减少中西文化冲突，采取了一种权宜之计：认为祭祖只是表示子孙对长辈的孝道，奉侍一如生前，并没有宗教的含义；祭孔与科举考试相关，生员在考中后可到孔庙行礼，含有尊师之义，但教徒不得参加四季祭典。可是，利玛窦的策略并没有得到全部来华传教士的同意，一些教士认为祭祖是民间迷信，是认同死者为神灵，反对利玛窦等人的权宜之计，禁止教徒祭祖尊孔。两派之间的争论，从明末沿续到清初。远在欧洲的教廷，也发出了好几道相关的指令。但是，教廷的这些指令不但没有解决中西文化冲突，进而在康熙年间发生了著名的“礼仪之争”，最终导致禁止天主教在华传布。

在传教士内部两派之间的论争过程中，耶稣会士向康熙皇帝提出了“祭祖和敬孔是否具有宗教性质”的问题。被传教士称誉为“宽仁、明智与好奇”的康熙皇帝，在此前的1692（康熙三十一年）年3月22日下诏，谕令保护全国教堂，允许人民信仰自由。由此，传教士可以在清朝版图内公开自由传教。但是，康熙也是一位谨慎的皇帝，他深知两种文化冲突的潜在风险，因此，他特别告诫传教士要小心传教，不要让地方官有反感而向上控告。针对耶稣会士提出的问题，他在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11月30日正式回复道：中国的祭祖敬孔礼仪，是一种对祖先表示崇敬的礼节，并无宗教性质。主要由非耶稣会士形成的反对派抓住这一事件，认为耶稣会士对教会内部问题不请求教廷解决，反而依赖教外皇帝的裁定，是一种离经叛道的行为。教皇克莱孟十一在1704年11月20日命圣职部发布七条禁约，规定不准以天或上帝称天主，不许教堂里悬挂有“敬天”字样的匾额，禁止基督徒祀孔、祭祖，禁止教徒留牌位在家。并派多罗主教前往中国宣布禁约。这些规定，引起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也在挑战中国皇帝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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