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以为有些事是永不会忘记的。许多年过去了，回想起来，竟然不只少了当时那种泉喷潮涌的感情，事情也渐渐模糊了。写这文章，原拟以一九六六年某月某日为题的，自己记不得，便去问人。有人说，往事不堪回首，不愿再触动心灵的创伤；有人说，当时连一个字也不敢写，如何记得。于是只好用这样冗长的一个题目。

不是为了忘却，却渐渐要忘却了。不免惊恐。

文字，能捕捉多少当时的情景？

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文化大革命”已开始约三个月了。当时的人，分为革命群众和牛鬼蛇神两大阵营，革命群众斗人，牛鬼蛇神被斗。斗人的人为了提高斗争技术，各单位间互相串联观摩，钻研怎样把牛鬼蛇神斗倒斗臭斗垮，就像钻研某种技术，要有发明创造一样。这年春天，我曾在卞之琳先生指导下读一些卡夫卡的作品，被斗时便常想卡君的小说《在流放地》，那杀人机器也是经过精心钻研制成的。

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大概是仅次于北大、清华的“文革”先进单位，每天来看大字报的人如赶集一般。院中一个大席棚，是练兵习武之所。常常有斗争会。各研究所的牛鬼蛇神，除在本所被斗外，还常被揪到席棚中，接受批判和喷气式等简易刑法。

那时两派已兴。两派都去找中央领导同志做靠山。一次在一张小字报上看见一派访某领导同志的记录。那位领导说，你们是学部的？你们都是研究什么的？我为这句话暗自笑了半天。“你们都是研究什么的？”我在心中回答：“杀人！都是研究杀人的！”这样想，是因我是斗争对象，若属于相反的那一类，大概我也会“研究”，因为那是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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