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得罪的，首先是官场。

得罪是因为改革，改革是因为缺钱。隆庆三年，皇帝向户部要三十万两银子，得到的报告却是国库亏空一百五十万两之多。隆庆无奈，只好大打折扣，改为索银十万。

没有钱，就什么都谈不上了。

然而张居正的改革，却是先政治后经济。事实上，国库空虚不是因为天下贫困，财源枯竭，而是国家机器早已运转不灵。当然，转还是转的：衙门题覆，殆无虚日。可惜敷奏虽勤，而实效盖鲜。也就是说，空转。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我们知道，从秦汉开始，中华帝国就是依靠官僚政治、律令秩序和文书制度来管理的。实际上，作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一统领土国家，这也是成本最低的管理方式。同时带来的弊端，则是文牍主义。官员们醉心于文书的撰写和制作，对实际效果却漠不关心。

明中叶的情况就是这样。言官和部院，只要自己的主张被朝廷认可，并作为公文发出，便万事大吉。地方官则自行判断，决定立即执行还是拖延。就算问起来，也是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因为反正无法问责。

如此陋习，非改不可。

改革的方案叫考成法，这就要利用六科。六科是都察院之外的独立监察机关，办公地点在午门，职责是对六部进行对口监督，比如吏科监督吏部，户科监督户部。各科设都给事中为长官，正七品。给事中若干，从七品。以七品芝麻官监督二三品的尚书和侍郎，是一种精巧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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