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默森说：“亚里士多德及柏拉图被公认为两学派可敬的领袖。一个聪明人将会看出亚里士多德已柏拉图化……我们永不能退得这样远，妨碍另一种更高的见解产生。”人们可以说我在前面一章中已把孔子柏拉图化，表示儒家并非全无一种较高的见解。在陆九渊（一一三九年至一一九二年）的新儒学派中，甚至在康德及黑格尔之前七个世纪，已发展成一严格的“形而上的理想主义”，“天地可废，理不可废”。

每次我想写点东西来谈及著作《道德经》的老子，我都读一点埃默森来使我自己有适当的心境，但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表现方法或风格的相似。老子充满似非而是的隽语；埃默森则只偶然如此。埃默森的金块散布在他光亮较少长文的碎石中，老子则把他深奥的智慧挤入光辉密集的五千宇里面。从来没有一个思想家用这么少的字来具体表现一种哲学的全貌，且曾对一个民族的思想有这么大的影响。也不是因为他们思想的内容有某些相似点，虽然在埃默森的“谈循环”及“谈报酬”那些散文中，有许多处谈及道家。倒不如说是因为埃默森，像老子一样，能给人的灵魂以一种刺激，每一个在大学里的青年都必然曾经验过这种刺激。我常常会记起埃默森那句话：“我是怀疑者及可怀疑者。”有时一个心灵在确实的知识范围以外摸索某些东西，像在月光之下亚热带的珊瑚礁登陆，热得令人窒息，不知是什么风在吹着。读埃默森有点像站在一个大雕刻家之前，看他在花岗石上凿他的字，溅出火星。读孟达尼则像看一个犁田的人在远处工作，因为他永不会伤到你。但你若太接近埃默森，有时会有一块碎片飞到你的面上，使你尖叫起来——你有一种参与创造程序本身之感。你必须注意他第二次是在那个地方下凿。你出乎意料之外地觉得自己的心漫游到某一新方向。约翰·查蒲蔓有某些同样性质的东西。埃默森令人激动，但不令人安慰，这是你所以不能长读埃默森的理由。因为读书是想被激动又想得安慰。我宁愿读桑塔亚那的“英国的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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