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最重要的期望和道德感情，是深信战争是畸形的，尽管可能难以阻止；和平才是常态，尽管可能难以获取。这当然不是历史上人们对战争的看法。战争才是常态，和平是例外。

在《伊利亚特》的故事中，精确描写战场上死伤者的身体，是反复出现的高潮。战争被视作男人义无反顾要做的事情，伤亡再惨重也阻吓不了他们。用文字或图像表现战争，需要一种坚定、无畏的超然态度。达·芬奇指导如何描绘战争时，强调艺术家必须有勇气和想象力去全面展示战争的恐怖：

被征服者和失败者要脸色惨白，额头凸起、皱紧，额头上的皮肤要有痛苦的沟纹……上下牙齿分开，就像张口恸哭……让死者局部或完全覆盖着尘土……血要看得见，从尸体蜿蜓滴入尘土。其他挣扎在死亡痛苦中的人，要咬紧牙关，转动眼睛，双拳贴着身体紧握，双腿弯曲。

要担心的反而是绘出的效果不够令人难受：不够具体，不够详尽。怜悯可引起道德判断，如果怜悯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被我们当成对蒙受不幸者的愧疚之情的话。但怜悯绝非灾难性不幸事件中的恐惧的自然伴生物，而是似乎被恐俱稀释（分散）了，恐惧（害怕、惊骇）则往往淹没怜悯。达·芬奇的意思是，艺术家的目光必须不带怜悯。图像必须够震慑，而在这可怕之中含有一种具有挑战性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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