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这样总结他的洋务经验，思自强之道，宜求诸己，不可求诸人，求人者制于人，求己者操之己。在建设马尾船厂之前，他与工程监理法国人日意各和德克碑签订了一系列的合同，合同明确指出洋人只是被雇佣性质，期限是五年。法国人日意各身为船政监督，权限广泛，然要受到船政总理大臣沈葆桢节制，沈葆桢对船政监督的权限作出明确界定，监督为船政而设，船政为中国工程，中国有大臣主之。日意各也不得不承认，船政总理下设船政监督，监督每有事，必请示总理。同治十年﹙1874年﹚，合同到期，所雇洋匠，悉数被解雇，福建船政局进入自主经营阶段，后来为了改进技术，再次聘用洋匠，依然有严格的合同限制。用合同对洋匠扬长避短，李鸿章对左宗棠的这一招，自愧弗如，他实事求是地说，东南有船局，惟沪与闽。沪非洋匠、洋人不可，闽则可不用洋匠而能造，不用洋人而能驾。为了彻底地摆脱洋人技术垄断的傲慢姿态，左宗棠在船政局创办船政学堂，他还主张派遣留学生。他的人才观是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愈见庸下，注重实用人才的培养，他的人才观与李鸿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日期：2011-03-19 16:49:00

爱国主义是左宗棠洋务运动的精神主旨。矛盾性质的不同，决定了爱国的形式，当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维护满清王朝的完整是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当中外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此时的爱国已升华为一个中国人的立场，也就是普遍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左宗棠创办洋务的时代，正是国内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中外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代，所以左宗棠创办的洋务企业具有普遍意义上的爱国性质。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兰州机器局在抵御列强入侵的战争中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同时在对外交涉中，他强烈反对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妥协外交，在天津教案、日本侵台、中法战争中左宗棠是坚定的主战派，他的主战思维与顽固派空言主战有着质的区别，左宗棠有一套务实的主战策略。日本侵占琉球岛，推翻中国和琉球的宗藩关系，并出兵台湾作为要挟，与此同时俄国人占了伊犁，左宗棠权衡利弊，主张放弃琉球，集中兵力保卫台湾，收复伊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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