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非君”思潮已经相当广泛，在朝堂，御史竭力上书，对皇帝展开群狼式攻击，皇帝被骂的狗血喷头，也只能是罢官降职打打板子，却没有因此而杀人，大臣们更是以挨板子为骄傲。而在民间，那就是街头巷尾，无不在批评皇帝的种种不是，其声势远比朝堂上要猛烈的多，当时的文人笔记皆有记载。且不管皇帝是否真的那么不堪，但就看天下非君非得这么肆无忌惮，而皇帝也没有脾气，至少教科书中描写的“万恶的黑暗的旧社会”这样的话在晚明当时就是绝对的假话。

超越这些，一些先进的士大夫更是提出了民主的构想。众所周知的大儒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其在《明夷待访录》中“原君”一章激烈地对千年来的皇帝制度进行抨击，“君主为天下之大害”等等诸如此语。并在其他章节中提出“先有法治而后有人治”，主张设立“天下之法”而废除“一家之法”，主张设“学校”以督政，可以看作是代议制的思想萌芽。

王夫之也说“天下非一姓之私”，提出虚君之论，认为“置天子于有无之处，以虚静而统天下”“以法相成，以义相制”，岂不是君主立宪的萌芽思想？顾炎武也主张“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天下兴亡，匹夫之贱，禺有责焉”，岂不与鲁索的“社会契约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并非是偶然现象，而是市民意识的觉醒与心学促进人性解放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市民意识是萌芽，心学是萌芽发展成的嫩苗，那么，这种萌芽民主意识，便是这嫩芽长出来的小树了。可以看到，晚明的许多思想家在政治上已经近乎达到了民权的高度，政治上，他们反对君主专制独裁，主张分权，有了民主思想的萌芽，经济上，他们重视工商业的发展，“工商皆民生之本”，思想文化上，主张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引进西方科学，批判继承儒学，主张人性思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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