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基督教最大的“原罪”就是它是跟在坚船利炮后面，侵入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的。

在中国人看来，基督教是侵略者的宗教，本身就是侵略的标志。这样的宗教，怎么能让中国人心平气和地对待呢？

更何况，晚清中国刚刚经历了从天朝上国、泱泱中华到割地赔款、任人宰割的巨大变化。原来引以为豪的国家和文化，被蕞尔小国和野蛮文化打败。眼看着祖国滑向被人殖民的黑暗深渊，没有人能承受如此剧烈的心理落差。中国人迫切需要发泄苦闷与愤慨，最先深入中国社会的基督教势力首当其冲，“不幸”成为了目标。一座座教堂在中国出现，无数仁人志士扼腕叹息，视为奇耻大辱。

早期来华西方人的优越感和粗暴跋扈无疑激化了中外矛盾。1861年，贵州法国天主教主教胡缚理在贵阳街头乘坐紫呢大轿，带人游行“庆祝”《天津条约》签订，引起中国官民义愤，被群殴致死。之前，列强逼迫清政府赋予在华外国人“治外法权”。在华外国机构和洋人的特权过多过滥。一旦发生中外纠纷，外国人就依仗特权逃脱中国法律追究，反过来压迫中国官府严厉惩处中方事主。更严重的是，一些外交官不问是非黑白，一味包庇不说，还习惯于将单纯的宗教问题、民间纠纷上升为政治问题。他们动辄就威胁清朝官员要“派兵来华保护”、“自行缉凶”，强迫中方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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