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两汉历史舞台的，是新儒学。

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7]

董仲舒是因为汉武帝下令策问古今治乱之道，才进入皇帝视野的。正是在这次对策中，董仲舒提出了以思想大一统维持政治大一统的主张，明确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由此产生的功过是非，也往往算在此人账上。

然而在司马迁的时代，董仲舒的地位并不高。他被看作诸儒的一员，在《史记》中与他人合为一传。到班固的时代，董仲舒才脱颖而出，被推为儒首。他的“天人三策”也才载入史册，成为历史转变的里程碑。[8]

《春秋公羊传》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典籍，董仲舒借以发挥，改造成符合“大一统”需要的新儒学。

明堂辟雍是中国最高等级的皇家礼制建筑之一，是帝王祭祀天地诸神以及祖先的场所。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思想，以此神化和巩固皇权，影响了后世的历朝历代。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独尊儒术并非汉武帝一时之事，更非董仲舒一人之功。事实上，董仲舒的新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深远影响，也要到后世才显现。武帝时代改写历史的，不是新儒学，而是新儒家，或新儒生。

新儒生的代表人物，是叔孙通和公孙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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