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短暂而来之不易的和平时期所隔开的两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就像一个巨大的高压锅一样加速了欧洲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变化。两次世界大战也将西方社会导向了原本不可能的方向。特别是在激烈的冲突下，为进行战争而动员人力和物力资源的障碍被排除了。随着政府逐渐发现专门致力于实现特定目标的战时“指令经济”效果十分明显，一种有意操纵人类社会的和平与战争的一系列可能性开始显现。因此，各个政权如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和富兰克林·D·罗斯福统治下的美国，都在根据这一计划努力地重新引导人类和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认可了一种发现：像政府一样，经济和社会是人为创造的，并且如果大多数人被说服或被迫服从某个人的命令，根据一些人的命令执行，它们就可以被重新构建（至少在宽泛的局限性之内）。

在1815～1914年间，一种不同的思想和实践界定了我们确切地称之为欧洲和西方历史的“资本主义时代”。美国和法国的革命与19世纪自由主义宪法的制定已经清晰地表明，政治体系不是通过自然或上帝赋予而是人创造的，并且如果大多数人有改变的意愿，它就可以被改变。另一方面，19世纪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都认为，社会和经济是自然产生的，超出意识所能控制的范围。他们认为，公共税收、教育或其他的政府行为不会对由人类天性和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市场关系所界定的各种人类生活方式产生太大的影响。只有社会主义者预见到通过政府行为来大规模、有意识地重组经济关系的可能性，但20世纪实际已经实现的状态与社会主义者对革命后的社会期望似乎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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