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印度的狂热宗教信仰和宫廷文化在南亚和东亚赢得皈依者时，在北部欧亚大陆的草原蛮族与农耕世界的边界，武士和军队冲突的刺耳厮杀声此起彼伏。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农耕防御者都被正在推进的蛮族所打败而退避，但是在这条漫长边界线的中部，伊朗挡住了草原民族的进攻。中国则证明了自己历经三个多世纪分裂和混乱之后，吸纳入侵者和重建统一帝国（公元589年）的能力。相反，罗马帝国再也没有从公元378～511年蛮族大入侵中恢复过来。[1]

伊朗人遭遇了更惊险的命运。经过漫长而成功抵御草原蛮族和一系列艰苦但不重要的反对君士坦丁堡的罗马人的战争后，萨珊波斯帝国在南部的阿拉伯人入侵之前就已经瓦解了。征服者是新皈依穆罕默德信仰的穆斯林，这种信仰赋予他们理论武器的效果不亚于他们的（非常普通的）骑兵、弓箭和弯刀。但是在伊朗人的文化认同被伊斯兰世界融合之前，伊朗人抵御草原民族和更文明开化的邻居所取得的军事成功，迫使或诱使西边的罗马人和东边中亚绿洲上的居民，在向西方史学家习惯称为“中世纪”演变的过程中，从他们那里借鉴了许多东西。

因此，公元200～600年间，农耕世界北部地区受到两股不同力量的影响：在大门口持续不断地袭击的草原蛮族，另一股与之抗衡的力量就是如何组织有效抵御蛮族进攻的伊朗例子。稍微仔细地考察这些事件的过程将表明，这块跷跷板是如何在农耕世界被暴露的边界上发挥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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