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居郎胡寅上疏谏曰：“陛下以亲王介弟，受渊圣皇帝之命出师河北。二帝既迁，则当纠合义师，北向迎请，而乃亟居尊位，偷安岁月，略无捍御。及虏骑乘虚，匹马南渡，一向畏缩，惟务远逃，军民怀怨，恐非自全之计也。”因进七策：一曰罢和议而修战略。盖和之所以可讲者，两地用兵，势力相敌，利害相当是也，非强弱盛衰不相谋所能成也。而其议则出于耿南仲何也？渊圣皇帝在东宫，南仲为东宫官，归依右丞相李邦彦。邦彦时方被罢眷，又阴为他日之计。既而渊圣嗣极而邦彦为次相，金贼遽至城下，遂献和议。南仲因附邦彦，而沮种师道击贼之谋，于是覆邦之患，滋蔓而起。分朋植党，必欲自胜。主战伐者，李纲、种师道两人而已。机会一去，国论纷然。中原涂炭，至今益甚者，本缘南仲、王时、邦彦以报私恩不为国虑之所致。其朋徒附合，根株胶结，宁误赵氏，不负耿门之所为也。若以为强弱之势绝不相侔，纵使向前，万不能抗，则自古徒步奋臂，无尺寸之地而争帝王之图者，彼何人哉！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原，罢绝和议，刻意讲武。以使命之币为养兵之费。断而行之，坚确不变，庶几贪狄知我有含怒必斗之志，沙漠之驾或有还期。所谓乞和，必无可成之理也。

二曰置行台以区别缓急之务。既定议讲武，则有余庶常有日力不暇给者，当置行台以区别之。令百司庶将其必不可阙者，惟吏部、户部为急，诚使江、淮、两浙、湖北并依八路法慎择监司而付之，则吏部铨事，亦复城剩户部所以治天下财赋也，今四方供贡久不入于王府，往往为州郡以军兴便宜截用。经常一坏，未易复理。窃观行在支费，每月无虑八十万，惟以榷货盐利为穷之源耳。故臣谓宜置行宫，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审择一处，以安太后六宫百司。以耆哲谙练大臣总台谏，守成法。从事郎吏而下不轻移易，量留兵将以为营卫，命户部计费调度以结之。陛下奉庙社之主，提兵按行，广治军旅，周旋彼此，不为宸居。至于馈饷之权，自宜专责宰相，而选委发运以佐行于下，如汉委萧何以关中，唐委刘晏以东南。经制得人，加以岁月，量入为出，何患无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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