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信方面，我们从冀中各县城搜集了一批普通电话，但还不够，就又从城市买了好多零件，装了一批比较先进的军用电话，以后又有所改进，利用电台同时跟四五个单位通话，互不干扰。那时，电线没问题，铁路沿线有的是。群众拆电线一天少时几百斤，多时几千斤，既破坏了敌人的通信设备，又为我们提供了电信器材。为了鼓励群众，我们发给他们奖章，多少给点报酬。武汉失陷之后，我们分析敌人肯定会调用大军进攻冀中，就开始搞收发报机，动员大学、电台的技术人员到根据地给我们装配电台，以备在敌人进攻时有线电话不行了，就用无线收发报机通信。北平惟一的燕声广播电台是国民党和资本家合搞的，电台的技术人员中有个姓金的，还有李雪同志，都帮我们搞收发报机。这些器材先从北平运到保定无线电厂，保定无线电厂霍常和就想办法往根据地运。运输有很多困难，敌人检查得很严，收发报机的真空管被查出来就要杀头。于是同志们就用猪尿脬把部件装起来，埋在大粪里往根据地送。猪尿脬就和现在的塑料布一样，用它来装部件，这个办法很好，真解决问题。后来，还在军区司令部成立了一个收发报机培训队。

在军工建设上，为了制造急需的炸药、手榴弹、地雷、小炮和炮弹，我们也充分发挥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办工厂进行科研和生产。那时，我们缴获了敌人的轻武器，很快就能仿制出来，打三百米到四百米的掷弹筒每个班都有。我们从北平和天津挑选了一批较好的专业人员，从事这一方面的技术工作。南开、清华、北大是我们选择人才的主要对象。比如胡大佛，他曾去法国勤工俭学，是专门学飞机制造的，在法国的飞机厂搞过多年，以后到清华大学当工程师。还有熊大正、李广信、门本忠、汪德熙、张芳等，大部分是清华大学的，他们和南开、燕京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时，我们重点是炸毁从北平到沧州、从北平到石家庄的铁路。搞军工的要求：第一是要教会根据地做雷管；第二是做烈性炸药；第三是做地雷。他们首先在城市试制出炸药装入木箱或纸箱里，上边写上“肥皂”运到冀中来。炸平汉铁路时，我们搞了几次试验。二十斤炸药就把车头炸坏了，但炸不碎；四十多斤炸药就能把车头炸得粉碎。我们在铁路工人的密切配合下，组织了爆破队。有一次炸日本的军车，一下就炸死四五十个日本鬼子，尸体粘在铁板上。知识分子确实在冀中军工生产中起了很大作用。很多人为了研究工作负了伤，甚至牺牲了。如张芳同志在做雷管试验时炸掉了三个手指头。以后这些同志到了晋察冀，又建立了硫酸、炸药、炮弹、雷管等工厂。门本忠是爆破队研究室的主要负责人，他原是清华大学的技术员，到根据地后有人叫他门技师，有人叫他工程师。他胆子很大，整天穿着军装。他说鬼子来了就给他一枪，那么胆小干什么!一次敌人进了村，他把器材坚壁好就钻进大街上扣着的一条大船底下。敌人走时到处抓鸡，一只鸡钻到船下，结果他被搜了出来。敌人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个小兵，不是小兵哪能穿着军装呢。敌人对他用刑，他就大骂。他说顶多是死，毫不在乎。敌人用铁丝穿着他的锁子骨在大街上转，问老百姓谁认识他。老乡们都认识他，但没有一个人揭发他是制造炸药、雷管的。没有一个人不哭的。他高呼：日本鬼子一定失败，日本鬼子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最后，敌人把他残杀了。门本忠同志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人物。他为冀中区和晋察冀边区的军工生产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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