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冀中行署

根据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指示，我们于一九三八年四五月间成立了冀中行政主任公署，统一政权组织。我兼冀中行署主任，李耕涛同志为副主任，秘书长是吴砚农同志。在政权建设上，除各县长由边区政府正式委任外，各县还成立县行政会议，为县的最高权力和执行机关。

有了各级政权机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统筹统支的财政经济制度。“七七”事变后，在混乱局面下，新崛起的各色各样的抗日武装，在军需供给问题上，一般情形是粮款草料就地征发，住哪里，吃哪里，开条子要东西，找对象“动员”一下是常有的事，数目没有限制范围，也没有标准。至于那些杂色武装，大都滥征捐税，巧立名目，随意摊派，有所谓抗日捐、救国捐、自动捐等不下数十种。甚至扣人罚款，也是屡见不鲜。

一般村庄经常有大批办公人员，多的五六十人，少的二三十人，吃着公饭，专门侍候筹办粮秣，催差敛款。然而此来彼往，接二连三，还是应接不暇。受着几千年封建压迫的人民，一向惧怕军队，但无可奈何，拿不起也要拿，就是富有的也感到负担沉重，发生忧虑。在爱国热忱与抗日要求之下，人民群众虽然都是乐于捐献，但是他们表示“不怕拿，就怕乱”。

乱征乱要的结果，村与村之间发生了负担严重偏差，部队与部队之间为了争取给养往往引起纠纷，因此而发生强征硬要和打骂处罚的现象，影响军民团结。更由于各自为政，互不相谋，军需供应不断发生困难。发动与组织抗日武装供应问题，如果不能适当解决，将会使军民交困，严重影响游击战争的顺利开展。虽然在抗战初期，各县城都成立了支应局，做着替驻军筹办给养的事情，但是由于它本身的局限性，且多为一些豪绅所把持，往往以支应搪塞的态度来敷衍了事。一九三七年冬，半政权性质的各县总动员委员会相继成立，其中的动员分配部接收并代替了支应局的工作。他们首先废弃了过去的摊派办法，根据“有钱出钱，有粮出粮”的精神，依靠政治动员的方式，很顺利地筹集了大批粮秣，保证了当时迅猛发展与扩大起来的抗日部队的军食，基本上克服了那种乱征乱要的混乱现象。虽然在抗战军需方面还没有寻找出统盘筹措的方法，但是它在新的政权产生以前确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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