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既是作学术交流的人，必须先站稳台湾文学的立足点。自一九八五年柏林经

验之后，我得以从美国以外的大框架欧洲，思索台湾文学已有的格局和未来的发展。令我震撼至深的是一九八六年在德国汉堡举行的笔会年会上，西德著名作家葛拉斯（GUnterGraSS）对支持俄共威权的东德作家，咆哮责问:“文学良心何在?”

一九九二年在巴塞隆那的笔会年会，几乎是该城向西班牙争取独立的一个论坛，我们收到的文件一半是使用该城的加泰隆尼亚语 ，以示他们古老语文的存在意义。而最强烈的启发则是一九九四年，在捷克布拉格的笔会年会，主题是“国家、种族、宗教、社会的容忍与文学”，由捷克作家总统哈维尔主持，其中有一场座谈会题目是“小语言与伟大文学，小语言写作者的难题”。另一场是“我们自知几许?”第一次看到语言有大小之分，第一次听到苏俄解体后，五十多位作家各自回到独立的国家，不用俄语陈述，而是重用小语言的母语创作，陷入另一种困境。

我曾根据他们的话写了一篇《我的声音只有寒风听见》，文中并未明言我的忧虑，世界的汉学界已将注意转移至中国大陆，台湾重要的作家多已停笔，本土化的声浪日益高涨，当年大家用中文写作的热情不再，会不会有一天，我们也面临小语言、小文学的处境？从此，我对台湾文学的关怀，就不再只是单纯地鼓励与评介，而是它在末来的发展和定位。一九九二年正式接任中华民国笔会英文季刊总编辑的工作，将近十年，得以深耕台湾土她的文学创作，对这个大问题有切身的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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