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辜讲

孔子说：“我传承古老的真理，而没有衍生出任何新的理论。我洞悉古老的东西，并热衷研究古代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敢于自比前辈彭老先生。”

辜解

孔子通过《中庸》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总而言之，孔子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宣扬周礼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野心或者名声的期盼，而是他真的喜爱周礼，渴望将它发扬光大。

孔子活动的时代封地建国的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是所谓的扩张时期。当时，那些封建的、半家族性质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都需要重新设计和解构，因此在带来外界局势的混乱外，还引起人们心灵的错乱。我曾经说过，在过去的2500年里，中国人不存在心灵和理性的冲突，但是我必须强调，在孔子活动的扩张时期，和今天的欧洲一样，中国人的心灵和理性之间发生剧烈的冲突。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早就从尊敬的祖先那里继承了庞大而又复杂的社会和文明体系，而且每个人都处于这个体系的构成——制度、规则、教条、习俗和法律中。然而，这个体系并不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而且这个体系已经不符合实际了，但是生活必须继续下去；这个体系而且是习俗的，而不是理性的。

如同现代欧洲的精神觉醒一样，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对理性的觉醒一样，包括自由主义、探索冒险、追求真理和根源的精神。中国的这种理性追求，源于人们看到了社会和文明的旧秩序必须和自己的生活保持一致，所以应该重新构建一种社会和文明的新秩序，前提是寻找到新秩序的基础。然而，在当时的中国，所有寻找这个新的社会和文明秩序的基础的做法都失败了：有一些满足了头脑的需求，却忽视了心灵；另外一些重视心灵的需要，但是不够理性。像上文说的那样，2500年前中国人的理性和心灵的冲突，和在欧洲发生的一模一样。人们都在尝试重新构建这种新的社会和文明秩序，来解决理性和灵魂的冲突问题，然而当很多尝试都失败后，人们开始产生失望，以致最终转为对文明的绝望和恼怒，最后一些人甚至想要摧毁所有的文明。以老子为代表——他的地位好比于欧洲的托尔斯泰，从心灵和理性的冲突带来的灾难和痛苦让他认为，社会和文明在真正的本质和结构上存在着无法更正的错误。老子和他最杰出的门徒庄子，劝说中国人放弃所有的文明和智慧。老子这样引诱中国人：“放下一切，随我前行；去往群山，小屋隐居；那里是有真正的生活，灵魂在生活，永远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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