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辜讲

在孔子的祖国，政府中做部长的一位贵族（季康子，姓姬，名肥。鲁哀公时鲁国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问孔子，怎么做才能让百姓产生的对领导尊重、对国家忠诚的情感，才能使百姓在国家的良性发展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孔子回答：“认真地对待百姓，那么百姓就会尊敬你；让百姓们看到，你是那么尊敬自己的父母，效忠自己的国君，对比自己职位低的人体贴入微，那么百姓就会忠诚于你。提拔那些勇于做事的人，并教育那些没有文化的人，那么百姓就会为国家献出自己的力量。”

辜解

中国社会如果想实现健康、正常的运转，必须首先依靠民众或劳工阶层的勤劳力量去生产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以保证整个社会物质的充裕和人民生活的康乐；其次，还必须依靠中国儒生的知识能力去教化民众，管理并正确使用他们身上所具备的勤劳力量，并适当地供应知识成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必须依靠贵族的高贵品格来指导民众，将他们的勤劳力量引导到一个高尚目的之上。

正如孔子教导的忠诚的绝对神圣责任保证了国家的种族不朽一样，儒教里祖先崇拜仪式保证了家庭的种族不朽。事实上，中国的祖先崇拜仪式与其说建立在来生的信念上，不如说建立在种族不朽的信念上。中国人，当他死了以后，让他感到安慰的不是他相信会有来生，而是相信他的孩子、孙子、曾孙及所有他的亲人，都会记得他、想起他、爱他，直到永远。通过这种方式，在他的想象里，死对中国人来说，就像一个漫长的旅行，就算没有希望，至少也有再次相会的极大“可能”。这样，通过祖先崇拜仪式，以及忠诚的神圣责任，正如别的国家的宗教对来生的信念所给予人类大众的一样，儒教在中国人活着的时候给了他们同样的生存的永恒感，在他们死时给了他们同样的安慰感。正是这个原因，中国人把祖先崇拜仪式看成和对皇帝的忠诚的神圣责任的原则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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