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进太阳里面去过一次。那是一天中午午睡醒来，房间里充满了蚕豆花的香味，这香味引来了一对蝴蝶，飞上飞下。我一摸脑袋，它就像报警器一样大放怪声，还射出一种金属的白光。我的儿子大喊大叫，推推搡搡让我上外面去。“外面正出太阳，野兔子在黏土上奔跑，树叶透着鲜味……”他引诱我说。我捂着头走出门，阳光似乎是一条一条的，像蛇一样钻来钻去。我记得我走过了一段石板路，一块一块的石板很烫，鞋底都被烧焦了。只要我抬一抬眼，就看见那座起火的塔。塔很高，顶上面有一个窗子，有一个人在窗台上试验小小的太阳灶，大火烧着了他的衣服。在塔后面，苍穹红通通。我磕磕绊绊地跑起来，我记忆中前面有个小树林。“何必跑，也许是个幻影，林子里那一大群一大群的野兔，随时都有可能绊着你。哼！”儿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瞪着两颗血红的眼珠。我很热，塔还在燃烧，晃动的火舌舔着了我的眉毛。逃跑的确是徒劳的，因为地平线伸展得很远，视野以内全是滚烫的石板。的确有野兔，但全是那种不真实的火红色的兔子，且听不到奔跑的脚步声。现在看得清了，阳光是一条一条的赤色小蛇，动不动就从胯间钻过，蛇头上顶着一团刺目的火光，放眼看去，如满地流星。我的儿子对炎热无动于衷。人家告诉我他每天爬到塔顶去试验太阳灶，但那小子明明不是他。在家里的时候，他总埋怨我的眼珠色彩复杂，“很凶恶似的。”我的眼珠在阳光里究竟会反射出什么颜色来呢？我对这件事想了又想。在我的衣袋里面有一面小镜子，我掏出来一照，看见里面有个很大的E字，黑色的，翻来覆去都是这个字。镜子里怎么会照出E字来呢？但我记得那么清，我照过不下三十次了，只要在太阳里，每次都是那个E。除非在屋里，很阴冷，将镜子摆在桌子上，映出来的才是我那呆板浮肿的脸相。阳光一从我胯下钻过，我总要失落一些东西。有时是一个皮夹，黑色的，有时又是一朵旧扣花。那种情形里我往往随手抓住迎面碰到的一个人汇起报来，我说起话来，就仿佛很流利似的。那人手执钢笔和笔记本，一一记下我所说的，严肃得很，还用手不时挡开阳光，向我提出那种正式公文似的问题：病毒性感冒将引起哪几种并发症？他这一问刺激了我的神经，我变得更兴奋，更健谈，我生怕他听不完我的话就离开，甚至伸手揪住他的胸口，咄咄逼人。那人也并不躲开，只是一刻比一刻变得面容模糊，身体轻飘起来。我明知大事不好，依旧放机枪似的讲话，讲完后抬起头来，只觉得眼珠里满是五颜六色的东西，面部表情大概也是凶神恶煞的，心里又懊恼，又惶惶然。这些人，为什么每次都带得有钢笔和一个记录本，这是一件深奥莫测的事。他们的脸色都很油润，而且都能轻而易举地用一只薄而窄的手掌挡开太阳光，并且都会在感情冲动的关键时刻立即隐退，分明是要摆脱干系。那时他们很谦虚地笑一笑，然后就不知去向了。摆脱干系这件事也很微妙：他们要摆脱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干系？又是怎样凭自觉领悟到这种干系的？我努力迎合他们，他们却始终将我看成异己分子。当我在屋里眼光焦躁不安，过于急切地寻找丢失的那些东西时，我的女儿往往重重设防，使我沮丧不已。她或者干脆翘着二郎腿懒洋洋地说：“我有个朋友做了一个套子把自己套起来，像蚕子的茧似的，一直到最后的日子，连掉下的皮屑都好好的在里面，也不用担心太阳。哪里有遗失这码子事呢，都是寻开心的呢。”直说得我面红耳赤。我出去时总躲着她，小心翼翼，起先我从窗口溜走，后来我连屋也不归了，就沿街溜达。夜很长，很空虚，我非在下一次找人谈谈梧桐树不可，我一定要很灵巧地抓住一个人就谈起来，那株梧桐树很高，很直，在紫红的天空里，叶片哗啦啦哗啦啦地大喊大叫，强调什么似的。只要我提到有棵会喊叫的树，女儿就说是马蜂窝，还说我的眼有问题。从她出生那天起，这颗树就死掉了，我能证实个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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