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我和默存一同留在沦陷的上海，住在沿街。晚上睡梦里，或将睡未睡、

将醒未醒的时候，常会听到沉重的军靴脚步声。我们惊恐地悄悄说：“捉人！”说不定

哪一天会轮到自己。

朋友间常谈到某人某人被捕了。稍懂门路的人就教我们，一旦遭到这类事，可以找

某某等人营救；受讯时第一不牵累旁人，同时也不能撒谎。回答问题要爽快，不能迟疑，

不能吞吞吐吐，否则招致敌人猜疑。谎话更招猜疑，可是能不说的尽量巧妙地隐瞒。

那时默存正在写《谈艺录》。我看着稿子上涂改修补着细细密密的字，又夹入许多

纸条，多半是毛边纸上用毛笔写的。我想这部零乱的稿子虽是学术著作，却经不起敌人

粗暴的翻检，常为此惴惴不安。

一九四五年四月间，一天上午九十点钟，默存已到到学校上课。我女儿圆圆幼年多

病，不上学，由我启蒙，这时正在卧房里做功课。我们的卧房是个亭子间，在半楼梯。

楼下挨厨房的桌上放着砧板，摊着待我拣挑的菜——我正兼任女佣，又在教女儿功课。

忽听得打门声，我就去应门；一看二位来客，觉得他们是日本人（其实一个是日本人，

一个是朝鲜人，上海人称为“高丽棒子”）；我忙请他们进来，请他们坐，同时三脚两

步逃上半楼梯的亭子间，把一包《谈艺录》的稿子藏在我认为最妥善的地方，随即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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