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陈寅恪南北呼应的是，此时身处北国的汪篯早已不是“又红又专”的“党内专家”和著名马列主义新史学的带头人了。自他南下以“革命使者”身份劝说陈寅恪北归任职无功而返，便失去了郭沫若等科学教育界高层人士的信任，同时被当局认为是三国时代盗书的蒋干——两面无功式人物，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轻视。汪氏本人弄了个灰头土脸，从政治的高空坠入低谷。而自郭沫若于1958年公开点名批判陈寅恪时候起，作为陈门弟子的汪篯随之地位一落千丈，立即遭到了来自同一战线革命战友的批判和围殴。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变奇劫，汪篯精神受到极大刺激，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大病一场后，由一个一百五六十斤重的大胖子，一下子减为不足百斤。不但掉了五六十斤肉，还差点在悠忽中登了鬼录——这是一个信号，此次的劫数，为他在七年之后含恨死去埋下了伏笔。

当“文革”风潮兴起，汪篯这位早已失势的原陈寅恪得意弟子，便落入造反派的“法眼”。历史系的革命小将们特意在汪家的房门上贴上“封条”状的大字报，以示警告，并有刁难、挑畔之意。翌日，当革命小将前来检查时，发现大字报竟变成了几块碎片在地下飘摇。

关于这一变故有两种说法：一说大字报是被风自然吹掉的；另一种说法是汪要出入房门而不得，盛怒之下便把大字报撕扯下来。愤怒的革命小将见状，开始谴责汪出于仇视“文革”而故意破坏捣乱，企图阻止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事情很快告发到中央“文革”驻北大工作组，工作组主事者立即把汪找来，命令他当面向昔日的学生、今日的文化革命“英雄们”认错并回去把大字报贴好复原。汪篯只得在造反派的看押下按工作组的要求一一照办，但他的内心却无法忍受“革命者”对自己这位“党内专家”的羞辱。或许是“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老教义和内心的道德律在不断敲击着敏感脆弱的心弦，就在当天夜里，汪氏压抑了近十年的精神苦痛突然爆发，于不能自制和难于摆脱中打开家中备藏的杀虫剂“敌敌畏”喝了下去（其时家人住城内）。未久，“敌敌畏”毒性发作，汪篯痛苦不已，开始在家中号叫并且以头撞击墙壁。邻居于漆黑的夜幕中听到隔壁突然传出如此凄惨可怕的声音，于慌恐中急忙召呼众人前来施救。但汪显然是去意已决，早已反锁了家门，外人无法进入。当众人把门强行撞开时，发现他早已气绝身亡。——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汪篯5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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