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者，还是一个正义的作者

现在回想这篇小说的写作历程，有如梦魇。它作为欲望的斑点，诞生于二〇〇六年夏。那时，我看到一则简短报道：一个年轻人杀死同学，没人能找到他的杀人动机。当时我和文学的关系很简单，只是一个普通读者。

我和很多事物擦肩而过，料想这报道也如此。但在几个月之后，我发现它自行变大，成了一个恐怖的世界。我每天都装载着对它的广泛理解和无穷编造，就像背负重物。二〇〇七年春节，我没有回乡过年，试图将它产下来，但只写出十五节。当年五一，续写两节，国庆时又加了一节，但被迫停手。因为写作间隔时间太长，文本前后掣肘，互相矛盾，词句也因时间将尽而显得仓促凌乱。当时它叫“杀人的人”，有八万字左右，计划总长度为二十四万字。因为这个，后来我只敢写短篇。一些人还以为这是一种文学上的自觉选择。

我差不多忘了它。直到二〇一〇年，在倒腾橱柜时看见材料，才想起还有这一遭。我想到自己如何尽力搜集资料，如何旷日持久地推算，如何试图去法庭旁听，如何钻研加缪、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的三部著作——我想到这些狂热的准备，以及它的草草收场，便被一种耻辱感紧紧包围，就像一个穷人生不起孩子。

我想从头来过，而生活中别的事情也按照它的轨道运行过来，挤成一团。在祖母下葬的同时，我按照父亲的要求，购买新房，准备结婚。而因为写作所带来的对生活的敌意，我与女友的关系其实已走到尽头。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三日，我看着世界杯报道的加班表，哀楚欲死，感觉就像游泳好手要将自己溺毙，“好，我陪你们去生活，陪你们买房、结婚、加班”。我像困兽愤怒行走，最终作出的却是相反的选择。今天看来，这个选择没有辜负我，但相比《月亮与六便士》里的思特里克兰德，以及不少狂热的朋友，我还是缺少出格的勇气。他们都曾为创造的理想辞职，而我只是命令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开始。我容易在妥协状态里生存。我在开始时打上这天的记号，后来才知在四年前，同样是这一天，主人公的原型受激情驱使，举起屠刀。这是一种可怕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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