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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明清之际的天主教 第二节 南京教案与明末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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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去世后,意大利西西里人龙华民继掌中国天主教教务。他对于利玛窦认为无关紧要的,如祀天、祭祖、拜孔等仪式,都视为迷信,禁止教徒参加。社会人士因而产生反感,反教风潮也随之而起。

1616年5月、8月和12月,南京礼部侍郎沈(氵隺)〔que却〕三次向明神宗上疏,认为西方传教士散处中国,时有窥伺之举;劝人崇奉天主,不祀祖宗,是教人不孝,有背名教;私习历法,有乖律例私习天文之禁;聚男女于一室,抹圣油,洒圣水,易败坏风俗,淆乱纲纪(《南宫署牍·三参远夷疏》)。南京诸大臣,如晏文辉、余懋〔mao茂〕孳、徐如珂等,都应声附和。士大夫也纷纷著书,如虞淳熙的《利夷欺天罔世》、林启陆的《诛夷论略》、钟始声的《天学初征》和《天学再征》、邹维琏的《辟邪管见录》、许大受的《圣朝佐辞》等,指责天主教“暗伤王化”,“诬妄先师”,“左道惑人”,从而掀起非教风潮。7月,徐光启在北京上《辨学章疏》,竭力为传教士辩护:

臣累年以来,因与讲究考求,知此诸陪臣(西方传教士)最真最确。不止踪迹心事,一无可疑,实皆圣贤之徒也。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真,其见甚定。在彼国中,亦皆千人之英,万人之杰。所以数万里东来者,盖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天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艰难,履危蹈险,来相印证,欲使人人为善,以称上天爱人之意。(《徐文定公集》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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