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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唐代的景教 第二节 景教在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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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以前,无人知道基督教在唐朝时已经传入中国。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西安西南的盩厔〔zhouzhi周至〕(今陕西省周至县)出土了一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它告诉人们,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的教士确实在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来到中国。这块黑色石碑现存西安陕西省博物馆,碑高2.36米,宽0.86米,厚0.25米,上端刻有飞云和莲台烘托的十字架,围有一种名“螭”〔chi吃〕的无角之龙,左右配有百合花。碑底和两侧有70位景教教士的古叙利亚文题名。碑额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碑文共32行,1780字,字迹清晰,完好无损。碑文内容分序文和颂词两部分。序文较长,首先简略地叙述基督教基本教义,然后记述了景教自主教阿罗本来华后,在唐朝太宗、高宗、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诸帝优待下的发展经过。颂词较短,用韵文复述序文的梗概,多是对上述六位皇帝的赞颂。在教义方面,碑文对上帝创造万物,人类始祖受撒旦诱惑而堕落,救世主从三位一体中降临人间,为童贞女所生,替世人救赎而受难升天等,都扼要提及,但没有涉及聂斯托利派的基督二性二位说。

碑文作者景净是景教教士,教名亚当,曾任“中国教父”、“乡主教”、“长老”等。其祖父珉(王豐)〔li礼〕是由巴尔赫(今阿富汗北部)来到中国的景教教士。其父伊斯是景教的“白衣”教士,在肃宗、代宗、德宗时效力朝廷,曾出任郭子仪的副使,在平定安史之乱中起过重要的作用。景净可能自幼长在中国,接受过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公元1866—1945年)发现,唐代的西明寺僧圆照于德宗时所辑《贞元新定释教目录》记载,来自迦毕试(位于喀布尔河流域,今在阿富汗境内)的华严宗高僧般若(一译般剌若)“不闲(娴)胡语(吐火罗语),复未解唐言”,“乃与大秦寺波斯僧景净,依胡本《六波罗密经》译成七卷”。佛教攻击景净既然“传译”,“应传弥尸诃(弥赛亚)教”,“不识梵文,复未明释教”,不应“滥涉”。这件事发生在景教碑建立后数年之内,不但证明景净有译书的名声,而且也说明他与佛教僧侣往来密切。不过,当时基督教尚属初传阶段,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术语,因此景净借用了许多佛教甚至道教和儒家经典的术语,阐述基督教教义。这些术语如“阿罗诃”(上帝)、“世尊”(耶稣)、“净风”(圣灵)、“三一妙身”(三位一体)、“弥施诃”(弥赛亚)、“娑殚”(撒旦)、“寺”(教堂)、“僧”(教士)、“上德”(主教)、“佛事”(礼拜弥撒)等,现在均已弃而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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