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政府对与海外各国开展贸易带来利益的认识超过唐朝。宋王朝开国之初就很重视海外贸易，设立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这个举措，使瓷器对外销售规范化、经常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在广州设立市舶司，以后在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城市明州、杭州、泉州设立市舶司。立国后16年，即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设立榷易署(《宋史·张逊传》)。除设立这些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衙门机构以外，还派皇帝身边的人物(如内侍)，拿着公函(敕书)、金帛等贵重物品到南海诸蕃国去招揽生意，有的还带着空头诏书，即今天的空白介绍信，到了某国后再填写，将金帛等贵重礼品赏赐蕃国首领，并买回当地的香料、龙脑、犀牙、珍珠等宝货。这些主动措施对促进中外贸易活动的开展，特别对瓷器的输出十分有益。

宋王朝，从赵匡胤开始就实行重文息武的国策，兵无常将，将无常兵，武装力量一直较弱，因而北宋前期面临辽人、西夏武装集团的侵扰和打击；后期强悍的金人铁骑，以急风暴雨的方式把腐败的北宋政权灭亡。偏安于杭州的南宋朝廷，不思上进，虽然只有半壁江山，但奢侈腐败一点没有收敛。由于统治地域缩小，丧失了富饶的中原和关中，又要负担日益沉重的军费开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南宋统治者比北宋统治者更加重视海外贸易。宋高宗赵构在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下一道圣谕说：市舶(指海上贸易)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又下圣谕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见《宋会要辑稿》)。宋政府为开展海上贸易，授官以商，提拔一些既有经验又能干的商人来管理此事。就是一般商人，只要他积极经商，能招诱外商来作生意，就可以根据他向政府抽解的货物、收息的多少补官，甚至大食(阿拉伯)商人也可以给官做。如大食商人罗辛贩乳香30万缗，中国商队首领(叫纲首)蔡景芳招诱舶货，收息98万缗，他们都得到一个官位，叫承信郎。阿拉伯商人蒲寿庚十分能干，既会经商又会管理，宋朝政府任命他作泉州市舶司提举，在他的经营下把泉州的海外贸易搞得十分兴旺。直到蒙古人打过来，元朝政府统治泉州后，不但不杀他，反而让他继续主管市舶司的海外贸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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