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卢敦基

当我们还是十岁左右的小学生时，被告知社会上的每个人都隶属于一个不变的阶级。而其中，乡间的我们那时还没怎么见过的工人阶级，在台阶的最上层，农民为第二，农民中又以贫农仅次于雇农排列第二。南方山村中的孩子，大多属贫农出身，因此见了少数中农以上成份家庭的孩子不禁趾高气扬。一天早自修，大家自学《毛选》第一卷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终于有同学问出了那个大家平素常常想到的问题：

“老师，那我们属于什么阶级？”

一个让我们目瞪口呆的答案被抛了过来：

“你们是学生，学生应该属于小资产阶级。”

我们贫农出身的孩子，竟然会变成千人骂万人踩的“资产阶级”？尽管“小”！那一瞬间，我们都愤怒了。终于，一个最勇敢的同学挺身而出：

“如果我们是小资产阶级，你便是大资产阶级！”

二十多年后，当我站在平壤仰视标志着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联手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体思想塔时，脑海中莫名其妙地浮现出了这件事。

上古时期的中国，除了现实的政治权力控制者外，还有一种人可以与其分庭抗礼，那就是“巫”。巫是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他拥有知识，同时拥有与上天神秘沟通的能力。我们可以说那个社会是分权的。而一个分权的社会，多多少少有一些民主的特征。现在我们读《尚书》、《左传》、《国语》甚至《战国策》，其民本思想触目皆是，马克思主义史家称为“古代奴隶民主制残余”。可是经过历史的淘洗，尤其是战国之后，中国从此不为上天再留可与现实统治者平等抗衡之地位，一个实用理性的社会被构建出来。现实利益成为压倒一切的根本利益，宗教被放逐出日常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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