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的五年拘留生活中，我始终没有放下架子。我们后来移到伯力收容所，这里虽然没有服务员，我照样有人服侍。家里人给我叠被、收拾屋子、端饭和洗衣服。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叫我“皇上”，便改称我为“上边”。每天早晨，他们进我的屋子，照例先向我请安。

刚到伯力郊外的时候，有一天，我想散散步，从楼上下来。楼梯底下椅子上坐着一个从前的“大臣”，他见了我，眼皮也没抬一下。我心里很生气，从此就不想下楼了。每天呆在楼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念经上。不过一般说起来，那些伪大臣大多数对我还是保持尊敬的。举例说，在苏联的五年，每逢过旧历年，大家包饺子吃，第一碗总要先盛给我。

我自己不干活，还不愿意我家里这些人给别人干活。有一次吃饭，我的弟弟和妹夫给大家摆台子，就叫我给禁止住了。我的家里人怎么可以去伺候别人！

一九四七——四八年间，我家里的人一度被送到同一城市的另一个收容所里，这是我第一次跟家里人分开，感到了很大的不方便。苏联当局很照顾我，容许我单独吃饭。可是谁给我端饭呢？幸而我的岳父自告奋勇，他不仅给我端饭，连洗衣服都愿替我代劳。

为了使我们这批寄生虫，做些轻微的劳动，收容所给我们在院子里划出了一些地块，让我们种菜。我和家里人们分得一小块，种了青椒、西红柿、茄子、扁豆等等。看到青苗一天天在生长，我很觉得新奇，于是每天提个水壶接自来水去浇，而且浇得很有趣味。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但主要的兴趣，还是在于我很爱吃西红柿和青椒。当然，我常常想到，这到底不如从菜铺里买起来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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