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各章，已将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的始末和结果都作了叙说。严格说来，三案都应属于宫廷案件，在元凶已获，罪人斯得，原已可算了结。但由每一案件自发生以至暂结，都牵扯到很多复杂的关系，盘根错节，很难了断，以至每案虽结，却都不能彻底，总都留有一些重新爆发的隐患，使当时的有识之士仍暗暗担心，觉得矛盾未消，祸乱堪虞。所以如此，这是由于明代自始便是以各个部门之间相互制约来增重帝权的，随之而来的便是诸臣之间相互勾结，渐成门户。到了明末，门户更多，争斗益烈，而且内外相结，自后妃、诸王、内监、外戚、阁臣、九卿、言官、外吏，以至去官乡居的名人、学士，无不涉及门户之争，各有一派。但是派别虽多，小的争论固然各自有异，遇到大的论争，声气相通者又常相互依附，与相异者共争。这样，就又常成为相互对立的两派。万历、天启间的御史焦源溥在论及两派互争的一疏中，把这两派称为“忠”与“非忠”的两派。他认为，在万历时，为着要使皇长子得立而出力的人，便属于忠派；站在郑贵妃那一边的人，便是属于非忠的。到了明光宗已即位为帝以后，为维护太子妃郭氏和天启的生母王氏的名号而力争的，便属于忠派；为李选侍而争的人，便属于非忠。焦源溥所说的“忠”与“非忠”，是疏文中的用语，其实外廷以至民间常是直以忠奸为称，区别二者。被认为是忠党的人，一是由于他们的主张合乎公论，循于正统；二是这类人中，为官清正、廉洁自持的人也较多，于是便被赞为忠党。另一派人，很多都是趋炎附势之徒，所为都要图谋私利，其中廉洁的人极少，所为又常有悖于公论，所以人们便常骂他们为奸臣，派为奸党。这两党之间，虽然也有些自以为是不偏不倚的中间派，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却总是非此即彼，不容有所中立。想要居中的人，弄到两头挨骂的时候，也是很常见的。譬如那时的刑部尚书黄克缵，便是想要持平居中，两不相附的人，但东林党人却把他目为奸党，他上疏和焦源溥相驳，认为焦的忠与非忠之说并不全对，甚至身居帝位的天启也卷入了派系之中，他为此便曾怒责黄克缵“轻肆无忌，不谙忠孝”。直到黄克缵惶恐谢罪才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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